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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外资投向高端智能制造 张燕生: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小编 2024-10-12 工业互联网 23 0

张燕生: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 改革策论·广东作为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接受南方+专访指出,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要寻求全方位国际合作,进一步敞开大门,欢迎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融入世界,增进战略互信,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新形势下,广东要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和对外扩大开放并重,对内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全面建成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做好内循环、扩大内需战略的同时,也做好国际循环,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广泛的经贸合作和交流活动,让“引进来”和“走出去”在广东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南方+: 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理解“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涵?

张燕生: 2008年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陷入困境,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 如今,美国提出“去中国化”,而中国则是寻求全方位国际合作。大国间的竞争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但经历这个时期后,中国会推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取得显著进步。

中国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巨大,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世界,世界亦影响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推动。正如《决定》提出,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这要求我们在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和创新型开放上一个新台阶、开辟新局面。

《决定》提出一系列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系统部署,环环相扣,纲举目张。 既有基于制度创新的改革举措——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制度型开放;也有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具体举措,为接下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明确指引。

南方+: 《决定》提出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备受关注。在您看来,制度型开放有哪些重点抓手和领域?

张燕生: 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缺少解决全球化失衡和再平衡机制、缺少解决全球化损益和补偿机制、缺少解决全球化实力对比变化引发大国竞争和冲突机制。 表现为大国之间缺少战略互信。而要增进战略互信,首先要让世界各国民众更便利地来到中国,也鼓励中国民众更便利地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签证便利、航班便利、贸易投资便利,通过“眼见为实”来“化敌为友”。

《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如此高规格地明确了这些领域的改革方向,展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姿态,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相通相融,借外力拆除改革中的壁垒或雷区。

以制度环境建设推动外贸转型升级

南方+: 面对海外竞争加剧、逆全球化思潮等挑战,如何更好吸引、利用外资,打造更好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张燕生: 吸引外资、稳外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平,不搞地缘政治,给外资扎根发展吃下“定心丸” ;同时,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其次,要提升经济内生动力,让外资来华挣到钱。再次,要确保公平,通过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对于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应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仅仅是数量。要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向绿色、创新、数字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南方+: 《决定》还提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面对挑战重重的国际贸易环境,要完成今年下半年稳外贸目标,您有什么建议?

张燕生: 新能源革命和数字技术革命正成为未来新外贸的重要增长点,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对世界贸易产生挑战。 准确把握世界贸易的新变化、新趋势,首先要转变传统的外贸发展观念,从低成本竞争转向高附加值竞争。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做到不搞赢者通吃,而是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实现互利共赢、错位竞争,这就是俗话说的“有钱一起赚”。

《决定》对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同时,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过去,中国出口大多数以FOB(装运港船上交货)贸易方式成交,定价权较弱;如今,跨境电商采取CIF(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的定价模式,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正成为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外贸的转型升级。

粤港澳三地合作空间仍然广阔

南方+: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张燕生: 过去四十多年,广东敢为人先,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开放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实绩。对外开放的核心成果在于粤港澳的深度合作。

今天,深圳特区已成为国际大都市和全球创新策源地。东莞通过招商引资,成功打造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创新链,GDP超过1万亿,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潜力。佛山则是依靠内生性增长,从低成本制造逐步转型为数字制造、绿色制造、新质制造,打造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先进新型制造业,形成了仅次于深圳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

这些探索实践均与港澳有直接关系。与长三角相比,广东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的影响。广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持续学习对标香港,取得了宝贵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经验。

《决定》明确,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应当继续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未来,粤港澳三地合作空间仍然广阔。

南方+: 面对新环境、新形势,广东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张燕生: 改革与开放是一体两面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广东需要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重。

对内,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要体现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内循环这篇大文章。 同时,注重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和资源。

对外,广东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广泛的经贸合作和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进入广东,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决定》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出了更鲜明、更具体的指向。这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广东非公有制经济活跃,要加强对外资的服务和管理,确保外资在粤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采写】南方+记者 唐子湉

【海报】刘子葵

【作者】 唐子湉;刘子葵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展现中国开放合作新姿态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指出,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要寻求全方位国际合作,进一步敞开大门,欢迎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融入世界,增进战略互信,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新形势下,广东要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和对外扩大开放并重,对内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做好内循环、扩大内需战略的同时,也做好国际循环,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广泛的经贸合作和交流活动,让“引进来”和“走出去”在广东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南方日报记者 唐子湉

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

南方日报: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理解“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涵?

张燕生:2008年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陷入困境,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如今,美国提出“去中国化”,而中国则是寻求全方位国际合作。大国间的竞争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但经历这个时期后,中国会推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取得显著进步。

中国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巨大,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世界,世界亦影响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推动。《决定》提出,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这要求我们在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和创新型开放上一个新台阶、开辟新局面。

《决定》提出一系列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系统部署,环环相扣,纲举目张。既有基于制度创新的改革举措——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制度型开放;也有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具体举措,为接下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明确指引。

南方日报:《决定》提出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备受关注。在您看来,制度型开放有哪些重点抓手和领域?

张燕生: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缺少解决全球化失衡的机制和再平衡机制、缺少解决全球化损益的机制和补偿机制、缺少解决因全球化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的大国竞争和冲突的机制,表现为大国之间缺少战略互信。而要增进战略互信,首先要让世界各国民众更便利地来到中国,同时鼓励中国民众更便利地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签证便利、航班便利、贸易投资便利,通过“眼见为实”来“化敌为友”。

《决定》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如此高规格地明确了这些领域的改革方向,展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姿态,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相通相融,借外力拆除改革中的壁垒或雷区。

以制度环境建设推动外贸转型

南方日报:面对海外竞争加剧、逆全球化思潮等挑战,如何更好吸引、利用外资,打造更好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张燕生:吸引外资、稳外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平,不搞地缘政治,给外资扎根发展吃下“定心丸”;同时,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其次,要提升经济内生动力,让外资来华挣到钱。再次,要确保公平,通过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对于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应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仅仅是数量。要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向绿色、创新、数字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南方日报:《决定》还提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面对挑战重重的国际贸易环境,您有什么建议?

张燕生:新能源革命和数字技术革命正成为未来新外贸的重要增长点,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对世界贸易产生挑战。准确把握世界贸易的新变化、新趋势,首先要转变传统的外贸发展观念,从低成本竞争转向高附加值竞争。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做到不搞赢者通吃,而是“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实现互利共赢、错位竞争。

《决定》对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过去,中国出口大多数以FOB(装运港船上交货)的方式成交,定价权较弱;如今,跨境电商采取CIF(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的定价模式,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正成为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外贸的转型升级。

粤港澳三地合作空间仍然广阔

南方日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张燕生:过去40多年,广东敢为人先,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开放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实绩。对外开放的核心成果在于粤港澳的深度合作。

今天,深圳特区已成为国际大都市和全球创新策源地;东莞通过招商引资,成功打造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创新链,GDP超过1万亿元;佛山则是依靠内生性增长,从低成本制造逐步转型为数字制造、绿色制造、新质制造,打造先进新型制造业。

这些探索实践均与港澳有直接关系。与长三角相比,广东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的影响。广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持续学习对标香港,取得了宝贵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经验。

《决定》提出,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应当继续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未来,粤港澳三地合作空间仍然广阔。

南方日报:面对新环境、新形势,广东要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张燕生:改革与开放是一体两面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广东需要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重。

对内,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要体现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内循环这篇大文章。同时,注重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和资源。

对外,广东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广泛的经贸合作和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进入广东,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定》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出了更鲜明、更具体的指向。这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广东非公有制经济活跃,要加强对外资的服务和管理,确保外资在粤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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