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创新之国”的瑞士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奇迹？

　　在近两百年内，瑞士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奇迹？例如：每百万人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居全球第一；瑞士手表被公认为全球手表制作最高标准;经济发达和绿水青山兼备；十二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一位；驻扎了全球最多的国际组织；物理巨匠爱因斯坦在瑞士得到了培养并取得成就......

　　 瑞士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境内多山，大部分面积为丘陵和湖泊，没有交通优势，不宜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在发展经济、对外贸易上受到天然的限制。除水力资源、木材和一些盐矿外，瑞士矿藏资源匮乏。此外，瑞士的国土面积只有4.1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800多万人。对于这些“先天不足”，瑞士是如何克服并以创新实现“逆转”的？

　　现代的瑞士联邦建国还不到两百年。在1848年制定宪法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之前，瑞士曾长期遭受周边邻国的压迫，那时的瑞士还只是一个欧洲内陆的穷国和弱国。瑞土是如何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发展为今天的全球二十大经济体之一、人均GDP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国家”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这个人口只有874万人(截至2021年）的小国，何以成为全球的诺贝尔奖之“最”？

　　 根据Maigoo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瑞士有28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奖人数居全球第7;在全球培养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前30所大学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以培养了32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居第23位；除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之外，其他28所大学全部集中在美国、英国、德 国和法国这4个大国。

　　瑞士每百万人中就约有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人均比例最高的国家。而据Daily News andAnalysis的不完全统计，还有超过70多位外籍诺贝尔奖得主与瑞士相关—这一人数为全球最多，其中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在瑞士工作期间完成的。瑞士诺贝尔奖得主中，最为著名的非爱因斯坦莫属—他终身拥有瑞士国籍。

　　在诺贝尔奖颁发的第一年，即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授予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瑞士人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而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则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17年、1944年和1963年)。近几届诺贝 尔奖，也均有瑞士科学家的身影，如：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瑞土科学家雅克•杜博歌(Jacques Dubochet)，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瑞土科学家米歌尔•梅尔(Michel Mayor)和迪迪埃•奎洛兹(Didier Queloz）。 毫无疑问，“创新”是瑞士成就这一切最鲜明的特征。

　　 根据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以及GII知识合作伙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1年至2022年，瑞士已十二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一位。瑞士“创新的基因”，与富有竞争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科研与创新体系是分不开的。近十年来，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膀(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显示，瑞士的全球竞争力基本保持在全球前5名，2021年的全球竞争力位列全球第一！

在瑞士设立研发中心的全球知名创新型企业集合

　　所谓“创新”，就是人们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和条件，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创新”可分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商业创新等。“创新”的本质是突破，突破旧思维和常规戒律。“创新”的核心是“新”，它或者是产品的结构、性能和 外部特征的变革，或者是造型设计、内容的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创造，或者是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总体来看，“创新”体现在三大领域：学科领域-表现为知识创新；行业领域-表现为技术创新；职业领域一表现为制度创新。

　　 创新体系是社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基础，是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摇篮，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灵魂和焦点，其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弗里曼(C.Freeman)率先使用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并以日本为例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特定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那些创造、运用、改进和扩散各种新技术的众多机构所构成的网络。

　　在弗里曼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纳尔逊(R.R.Nelson)组织多国学者开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将企业、大学与技术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置于国家创新体系分析的核心；而丹麦学者伦德瓦尔( B.A.Lundvall) 就国家创新系统中“供应商一用户”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经验研究。此后，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和政策对象，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离不开各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国家创新体系包括政府、大学、独立研发机构和企业等关键行动者，也包括约束这些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规则；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影响着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创新成效。

　　相关研究表明，高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通常都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同时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关键作用;产学研之间存在高效率的知识流动;存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军民之间存在密切动； 政府能够有效建立并实施规则。因此，迈向高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往往是一个致力于迈向创新型的国家的改革宗旨。

　　总体来说，瑞士的创新体系，包括经济、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多个元素。无论从瑞士国内来看还是从全球横向对比来看，瑞士的创新体系都是高度有效的。而且，瑞士创新体系有三个典型优势，即竞争驱动、多元开放和政府支持。这三个优势立足于一个共同基础，即自由、开放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瑞士创新园六大站点

　　说到产品，瑞士人“重质不重量”，瑞士产品的质量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德国制造”享誉世界，但“瑞士制造”似乎更胜一筹。“瑞士制造”既是瑞士产品的标签，也代表着瑞士人追求极致的态度和精神。在许多欧洲人眼中，德国人在产品质量方面尽到了90%的努力，而瑞士人尽到了99.9%的努力。实际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例如德国)的制作水平和制作工艺可以说是非常领先和高超的了，但如果给这些国家的产品打90分的话，那么瑞士产品则往往可以做到“接近于极致完美的99.99分”。

　　 以有“一骑绝尘”之称的瑞士钟表为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表公司首先开始尝试设计制造电子手表，这是一种不是由传统的弹簧而改由电池提供动力的手表。随后，瑞士的电子钟表中心(Centre Electronique Horloger, CEH)和日本的精工集团(Seiko)开始尝试研发石英表。电子钟表中心成立于1962年，是一个在瑞士生产电子手表的组织，由20家瑞士钟表制造商组成的财团，总部位于纳沙泰尔州。

　　日本人在制造电子表方面走在了瑞士人前面。精工水晶天文钟QC-951作为种便携式时钟，是日本在电子钟表领域领先瑞士的重要标志。在1964年东京 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中，这个时钟被用作备用计时器。1969年，日本精工集团制造的阿斯特龙手表(Astron）成为全球第一款推向市场的石英表。1970年瑞士也推出第一款石英表Ebauches SA Beta 21，但这款电子表没有受到市场太大欢迎。此后，瑞士制表商停止了应用研究和开发新技术，回到传统的制表生产方式。瑞士人认为，“瑞士传统”是人们购买瑞士手表的主要原因。瑞士制表商“心无旁鹜 ”地专注到瑞士传统的制表模式中。

　　日本精工集团开启的电子手表革命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对瑞士钟表行业造成了毁灭打击。此后，日本和美国的制造商不断取得新突破，更低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手表的售价。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价格便宜的日本石英表和美国石英表比昂贵的瑞士机械表更有吸引力。10年内，瑞士制造的机械表出口急剧下降。1973年，瑞士出口手表4000万只，而1983年，仅出口300万只。许多成功的瑞士钟表制造商倒闭了。到1983年，1000家瑞士钟表制造商倒闭。这也影响到瑞士的钟表业就业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瑞士钟表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从9万人减少到2.8万人。

　　 瑞士制表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但瑞士人开始绝地反击，他们尝试以一种全新的制表理念作为突破口，在制表技术、生产方式、销售模式等方面进行不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大胆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黎巴嫩裔瑞士人尼古拉斯•海耶克(Nicolas Hayek）受几家投资银行委托，对两家债务缠身的老牌瑞士钟表企业ASUAG和SSIH进行清盘监督。在瑞土钟表行业陷入日本、美国制表业的“双面夹击”之际，海耶克感到，要振兴瑞士钟表业，需要对该行业进行系统性改革；必须另辟蹊径来实现“换道超车”，而不能再走日本和美国已经走过的老路。他认为，瑞士钟表业改革的核心，应该首先实现理念上的突破，即放弃瑞士在传统机械制表方面的“瑞士模式”。他提出“打造个人第二块 表”的理念。海耶克认为，佩戴腕表已不应只针对日常时间功能，除平日上班以外，就像休闲服装一样，消费者也应该拥有第二、第三只或是更多只的腕表，作为休闲佩戴之用。他强调、 要转变消费者的观念，让购买腕表演变成消费者的一种生活习惯，使消费者更加关注腕表的款式和设计。

　　1983年，海耶克创立了斯沃琪(Swatch)集团，并于当年推出首批12只斯沃琪手表。这是一种主要由塑料制成的一次性手表(体现传统经典的功能)，但同时也是一块接近传统概念的自动手表（体现时尚的功能)。这种手表的生产和销售成本很低，但利润惊人。两年内，斯沃琪卖出了250多万只，帮助瑞士手 表夺回了之前失去的重要市场，推动了瑞士钟表行业的复苏。

　　在生产技术上，斯沃琪把腕表配件由91件大幅减至51件，节省成本高达80%；在产品设计上，斯沃琪特别注重设计能否紧贴潮流，经常与不同单位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合作；在生产方式上，斯沃琪革新了全自动手表组装的生产线。 在销售模式上，斯沃琪的价格定位亦与日本腕表看齐，平均在40美元左右，将腕表打造成时装饰物；在内部治理方面，斯沃琪进行了多个品牌的收购整合，旗下拥有宝珀、欧米茄、浪琴、雷达、天梭、雪铁纳、美度、汉米尔顿、宝曼宝玑等名表品牌。

　　至20世纪80年代末，斯沃琪已成为一股风靡世界各地的潮流时尚，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斯沃琪珍藏版腕表的爱好者。 斯沃琪在拯救瑞士钟表业和终结石英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斯沃琪手表已将瑞士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提高到了50%以上。2012年，斯沃琪表成为伦敦夏季奥运会官方指定计时器。2018年12月，斯沃琪集团人围2018世界品牌500强，位列第206。

　　如今，瑞士钟表制造业，除了超高端机械表以外，大多数钟表的制造链条转移到远东地区。2017年，瑞士通过立法要求手表价值链条的60%须在本国完成，如机芯设计与生产等仍应由瑞士人主导，这是瑞士为了保持产品高附加值的需要而设置的要求。 近十年来，瑞士钟表业开始面临另一个挑战智能手表的出现。瑞士制造商并未掉以轻心，他们的反应比在石英表危机时期更加敏捷。瑞士的蒙丹(Mondaine)、泰格豪雅(TAGHeuer)和其他一些制造商迅速作出回应，纷纷尝试推出智能手表。即使面临着来自新技术的挑战，他们仍致力于让瑞士手表 的质量和美感保持高水平瑞士人一直有信心，也有这种底气，那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新技术，传统的瑞士手表总会有市场。

　　 由于瑞士表制造精细，对于高端手表的制造要求尤其如此，所以手表价格都很昂贵。例如:生产于1932年的一块百达翡丽超大型单按钮计时腕表，在瑞士苏富比拍卖行以110万英镑的高价成功拍卖，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手表。另外瑞士著名手表品牌还有：劳力士、宝珀 、江诗丹顿 、爱彼、宝玑 、伯爵 、积家 、芝柏等等。

　　瑞士的发展实践证明，创新是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第一动能，创新决定着文明进步。

2024未来制造：武汉国际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创新博览会全景解密

2024未来制造：武汉国际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创新博览会全景解密！

当数字化浪潮与工业革新强强联合，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盛宴——2024年的武汉国际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创新博览会。这场博览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最新智能制造成果的展览，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全方位对话。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时代最强音。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将汇聚国内外制造业巨头，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技改推动产业升级。展会现场将展示从基础材料到关键零部件，再到制造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虚拟现实和信息安全——也将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它们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打造新型智慧城市的基石。

博览会期间，参观者将有机会见证怎样的先进技术能够助力节能、物资循环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智能消防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实例将为我们描绘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未来图景。

北京展：

时间：2024年 8 月1-3日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

组委会：李先生/安小姐

177 4355 0392（同V）177 4355 1560（同V）

武汉展：

时间：2024年8月14-16日

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壹柒柒，肆叁伍伍，零三九二。壹柒柒，肆叁伍伍，壹伍六零。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汽车、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何培育工业互联网行业型平台。数字化转型先进园区、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等标杆企业将示范如何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此外，工业大脑、机器人协助制造、数字孪生设计优化等人工智能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将激发参观者对未来工业的想象。

除了智能制造系统与装备，5G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工业软件、数字化技术、制造执行系统MES等数字智慧云中台的展览也将是亮点之一。这些技术不仅为制造业的转型赋能，更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动力。

参与这场盛会的还有金融机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和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等多个方面的参与者，他们将带来关于智能制造领域节能环保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能够看到智能制造的最新成果和趋势，更能够深度了解到智能化和数字化如何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这不只是一场展览，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智能与创新的思想盛宴。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国际盛会，武汉乃至中国的制造业将向世界展示其创新力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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