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展板和走廊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预计11月中旬试生产|智能制造|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预计11月中旬试生产

中国甘肃网6月15日讯 （本网记者李红军）记者近日在武威市采访获悉，由内蒙古伊利集团投资建设的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一期项目，目前土建工程已完成80%，钢结构工程已完成60%，设备已订购，已完成投资3.5亿元，计划今年6月中旬开始安装设备，11月中旬投入试生产。

6月13日，甘肃省委网信办党员干部参观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

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是武威市2018年引进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是伊利集团在河西走廊建设的唯一一家乳制品加工企业，也是伊利集团上百家分公司中整体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占地437亩，一期投资11.21亿元，二期投资10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日产液奶1888吨，年总产值可达67亿元，上交税金1亿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1200人。

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简介展板

武威工业园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武威伊利绿色生产及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武威市委、市政府还引进了5个配套项目：一是总投资2.1亿元，占地110亩的智能化包装厂项目；二是总投资1.4亿元，占地 115亩的物流仓储项目；三是总投资1.3亿元，占地90亩的饲料厂项目；四是总投资1.06亿元，占地50亩的兽药生产线项目；五是配套的奶牛养殖项目。以上产业集群项目总投资达85亿元，全部建成投运后，将形成年产值约160亿元的产业集群，同时，可带动12万头奶牛养殖、60万亩饲草种植及饲料加工、包装、冷链物流等产业发展。

从职校走向外企，为什么“太仓模式”值得借鉴？

《做工的人》剧照

因德国企业的偶然落户，太仓的双元制自20年前生根发芽。它生长为中国双元制的模范，是德企、职校、政府、商会的多重互动，使校企融为一体。在用工难的大潮下，双元制为企业培养了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但它也面临着成本高、招学徒难的问题。

1、双重身份

在苏州太仓科技园区亿迈齿轮公司的厂房里，有一条特殊的“生产线”。相比其他区域机器紧凑的成行成列，地面上的一条蓝线之后，办公室和会议室旁，内外两排机器之间，有两圈分布稀疏的工作台，台面上只有简单的台虎钳，看起来与周围产线上的自动化仪器“格格不入”。

这里是亿迈齿轮在2017年兴建的培训中心，在这个制造业德企数量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有中国“德企之乡”之称的县级市里，这是8个与德企合作的培训中心里比较新的一个。它面向高职单招后，与企业签订用人协议，三年制学徒。

在亿迈齿轮的培训中心，学徒练习操作机器（蔡小川摄）

我来到培训中心时，机器轰鸣，十几名学徒在操作台旁，两三个人一组，或看图纸，或在机器上“耕耘”，只有连体的蓝色工作服与其他员工有所不同。他们20岁左右，已是成年人的身量，神情专注。而我知道，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是大专生，是企业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双元制学生。三年间，他们在学校与企业间来回交替。穿上工装后显得如此职业，令人惊异。

“公司在高三下学期有宣讲会，我们知道做双元制的学徒后，不仅上学期间有明确的目标，学习特定的技能，毕业后也能留在企业里，前景明朗。”不到21岁的咸彤彤是二年级的班长。他站在操作台旁，身材高大、壮实，说起话来条分缕析。

他告诉我，两年多前他在高中接触亿迈齿轮后，企业曾组织他和家长到厂房参观。他们一改之前对工厂厂房脏乱不堪的想象，发现厂房里没有油污，一切设备和材料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员工也礼貌而整洁，所以对这家全球知名的德国企业印象很好。他当时在高中的成绩不够考本科，决定来此深造。

据培训中心负责人马介宏介绍，2009年亿迈齿轮来到太仓建厂，2017年扩大规模，发现人手不够。作为一家德企，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在德国像义务教育一般普及的双元制——企业与学校合作，企业主导教学方向和培训，学校根据企业的需要，辅助教导理论知识，学生在企业与学校之间轮流跑。这种寓教于学的方式，最后培养出技能过硬、与企业文化无缝衔接的技术人员。

而那时双元制在太仓已发展16年，很成体系。他们自己建培训中心，又找到当地唯一的大专院校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健雄学院”）合作。为寻找稳定生源，他们把目光聚焦到本地的高中生身上。

马介宏向学徒介绍机器的使用方法（蔡小川摄）

“双元制与一般大专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定岗。”咸彤彤的专业是工业机械工。在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年纪，咸彤彤和他的12名同学，便已经没有了寒暑假的概念。除了比正式员工每年多10天左右的年假，在企业期间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

今年8、9月在企业实习后，进入10月中旬，他刚刚结束网课，又来到企业。这一周多时间，每天早上不到8点，换好工作服，在会议室明确一天的任务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一直工作到5点。他三年的课表在入学初已排好，挂在车间里，每一项培训是一种颜色，如今他的任务是学习磨钻头，下一周，他要回到健雄学院的智能制造学院，学习三周电工电子和气液传动理论。

从亿迈齿轮到健雄学院，骑电瓶车需要15分钟，如果有选修课，学徒们从厂里下班后，也会回学校上课。健雄学院有一大串头衔，它是国内首个中德培训中心，拥有双元制培训学院，也是AHK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联盟的永久会长单位，制定面向全国的双元制培训中心建设规范。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走廊里，有双元制在太仓发展的展板，全校近7000名学生，中德双元制的学生约占五分之一。除了亿迈班，还有跨企业的中德班，许多当地中小规模的德企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到30人的班。

学生在学校里统一培训，只在三年级时前往各自签约的企业做岗位培训。但培养形式与亿迈齿轮的培训中心一样，理论课与实操课相互交叉，并且尤其注重实践，理论课最多也不到总学时的一半，大部分情况下，3400个学时里，理论课不到300个学时。

相比亿迈齿轮在厂房内的培训中心，智能制造学院里的培训中心本身就像一个大车间，内部场景与德企车间相差无几，也有机器运转时的嘈杂，三四个人一组围着一台机器，他们正在上实训课，是咸彤彤的同级同学，机电专业中德班的学生。目前四周做实训，六周学理论，不断轮换。

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实训车间拆装机器（蔡小川摄）

机器的区域周围被黄线围住，规矩也与真正车间里一样，学生必须穿着工装进入培训中心，黄线内不许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学生使用的设备均在固定的区域，使用后必须归位。墙上贴的佩戴安全帽等提醒与亿迈齿轮一模一样，甚至安全须知的漫画也是德式风格，工人的形象都是大鼻子、卷花头。

“除了英语、思政之类的课程，与操作相关的理论课也有机器，老师边教边演示。”咸彤彤虽然不使用学校的培训中心，但会用其他教室。

他们有一本工具书，贯穿整个大专乃至未来的工作生涯，而其他教材则是一摞活页纸，随着企业制定的任务，灵活更改。比如企业教铝材时，学校就要提前讲解铝材的相关知识。

因为多一半时间做实训，三年下来，双元制学生比普通班学生要多出700个学时。而在企业实训，按8小时计，没有每节课45分钟后的课间休息，即使与其他双元制学生比，咸彤彤和他的同学也是学校里最忙碌的人。“实训之后，理论课要压缩在一起上，一天的课满满当当。每月还有上千元的补贴。按企业要求，虽然在学校，也应保持8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学校没课，我们还组织自学英语。”

职校学生的课余时间充裕，很多学生下课后会选择到图书馆看书（刘有志摄）

遇到要做复杂的零件，咸彤彤就把图纸带回家，提前琢磨操作的步骤。目前他们要学习制作压力机，钳工、车工、铣工的技能都要掌握，打好最基础的技能，为学期结束时德国商会（AHK）认证的考试做准备。而具备三年完整的培训记录后，咸彤彤毕业时，除了拿到毕业证，还要参加AHK的第二次考试，一旦获得德国认证的专业技能证书，水平便不输德国工人。

2、校企一体

“AHK技能考试由企业组成的商会制定，考察的是从设计到实施、制作、评价的综合过程。比如做一个杯子，从需要哪些工具，到如何设计机器，再到把机器制作出来，都要考核，这种能力又可以迁移到制作别的东西上。而中国此前一般的职业技能考试，基本由教育部门主导，并且难以考察能力，做一个杯子，就是一个杯子，制造的过程几乎没有规范。”

健雄学院的韩树明教授此前是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年过半百的他自2006年便参与构建健雄学院的双元制教学。他向我介绍双元制教育的优势时，正和搭档岳向阳教授一起书写太仓双元制20周年总结报告。

他们告诉我，太仓以双元制知名，双元制在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它的优势早为国人所知。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引入德国的双元制，但大多仅引入教材，并没有企业参与，只是学到皮毛，学生与企业的接触只在第三年实习时，学校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这种模式完全由体量巨大的国企主导兴办，招收的学徒大多是工厂的子弟，社会上的招生不成规模，企业也在转型中没落。

而当时太仓也不是双元制的试点，它与双元制的结缘，是自下而上的偶然。1993年，韩树明在东北汽车厂做研发，岳向阳仍在湖北东风汽车厂工作。始建于1888年的克恩-里伯斯公司来到太仓，它是弹簧制造领域的“隐形冠军”，从汽车到心脏起搏器，他们生产其中各式各样的弹簧。那时克恩-里伯斯为上海的企业生产汽车安全带的弹簧，在上海周边寻找落脚地。他们的总裁来到紧邻上海的太仓，看到海运堤两岸的冷杉像自己家乡的黑森林，决定在此建厂，成为此地的第一家德企。

那时德企的工资高，曾经有安徽的老师趁着寒暑假来企业打零工，后决定留下来。即使一开始工人没有技能，但只要肯吃苦，企业会请德国的老师傅带着学。起初克恩-里伯斯在太仓只有一家工厂，只需要装配和发货的工人。

图 | pixabay

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发展加速，要保障每年高质量生产上亿个零件，企业缺乏模具工，而当时本地中专毕业的学生，不仅没有对口专业，而且实训车间里，连一台数控机床都没有，仅有的10台设备还是工厂淘汰的。在职校，简直是“在黑板上开机器，在纸上造房子”。

“最早我们在太仓招来的工人既不会给机器加油，也没有能力维修。”在克恩-里伯斯位于太仓的弹簧工厂里，运营总监葛敬东向我介绍。因为他们的德国创始人是德国双元制的学徒，所以企业开到太仓后，他们首先想到尽量招当地年轻人，这些当地孩子没有额外的租房负担。他们联系当地政府，发现当地唯一的中职学校太仓中专很合适，就希望与太仓中专一起建立培训中心。

克恩-里伯斯运营总监葛敬东（蔡小川摄）

如今培训中心已经运营20年了，总监葛敬东带我参观。因为每年要接待不少参观者，曾经位于车间中间的培训中心，如今单独占了一整层楼，这里整齐排列着价值数千万的“家当”，培训用的车床、磨床等设备。走廊一侧的橱窗里有商会制定的AHK考试所要求的成品，考试的难度一目了然。

学员参加AHK毕业考试时，要在5.5个小时内制造一台机器，用机器生产出一个有环、有孔、有凸起的零件。这台机器有15块钢板，学员考试前，只能把钢板的原材料准备好，在规定时间里又切又钻又磨，即使对技术熟练的工人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培训中心内有VR装配培训环节，学徒戴着VR眼镜操控屏幕里的机械臂，仿佛在玩游戏。唯有具有年代感的车床、铣床和磨床，暗示着这座培训中心20年的历史。这里也成为政府、学校、企业、德国商会等多方努力下，双元制在太仓发展的见证。

“培训中心运营四五年后，江苏省的一位副厅长前来参观，见到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机器，以为培训中心刚刚建立，学生的规矩意识与在学校时很不一样。”如今已经退休的原太仓中专校长周新源自2000年开始全程参与当地双元制的建设，他向我介绍双元制能在这里生根的原因：2001年在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与德国总理共同签署“太仓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DAWT）项目，克恩-里伯斯与当时在隔壁的慧鱼公司一起，同太仓高新区政府和太仓中专共同经营。

原太仓中专校长周新源（蔡小川摄）

虽然规格高，但实际上克恩-里伯斯从1998年便与当地政府和太仓中专谈判，按照德企的惯例，培训中心要建在企业里，而中方出于学生安全和“所有权”的考虑，总觉得放在学校更合适，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周新源回忆，当地招商引资口号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他认为“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如果执着于这个问题，将失去合作的机会，于是同意把培训中心建在企业里，之后政府领导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解决了最关键的分歧，政府、学校、企业与德国商会始终是努力协调的关系，德国商会提供顾问和AHK培训大纲。周新源记得，当时校企间的另一个分歧是企业给学徒发津贴。当时学校要收学费，协商之后，津贴照发，学费照收。

至于企业、学校之间的轮换，德国本土的双元制是每两天一轮换，但在学生需要住校的中国，不仅有安全问题，开车把学生集体拉出去，一趟的成本要1000元。如果轮换频繁，仅往返车费就超过了学费，于是轮换周期延长为数周或数月一次。课程也按照中国的学制，从四年制改成三年制；甚至因太仓夏天太热，暑假也延长为一个月。

自那以后，双元制的项目招生时，学校不主导，由企业经理直接面试。下一年招生前，企业告诉学校自己对学生的需求，学校按照企业的要求招生、制定学习规划，甚至临近期末时，学校老师会来企业的培训中心，在会议室里给学生讲课。面对学生，校企是一个合作无间的整体。而DAWT在当时相当于太仓所有德企的培训中心，除克恩-里伯斯以外，其他企业可以花费5万元从DAWT买一名毕业生。

2004年，因太仓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大涨，出生在太仓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家属，希望为家乡建一所高级学校，与当地政府一同投资。于是在太仓中专的基础上，新成立了“健雄学院”，以双元制为办学特色。

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了解机器构造（蔡小川摄）

那时当地已有300名员工的德国轴承巨头舍弗勒公司找到周新源，也希望建立培训中心。两年后，舍弗勒的培训中心建成，健雄学院也与太仓中专分离。第二年跨企业的培训中心也在健雄学院成立，太仓政府投资大头儿，学校出场地，小企业只需提供一两台设备，开始面向全国高中毕业生招生。

“德国没有大专，对于健雄学院的中德班，实训课的内容与中专生相差无几，只是理论部分更深入些，学生可以接受得更快。”

韩树明记得，太仓政府每年补贴双元制2000万元。如果外资企业在自己的厂里建一个培训中心，政府就从这2000万元里拨钱，专门给这家企业补贴200万元。大专的双元制学生每年有5000元来自政府的补助，等于免去学费。“逐渐地，双元制成为太仓招商引资的招牌，德企来太仓考察，第一站就是培训中心。”

3、新型师徒

到目前为止，DAWT培养了500多位毕业生，其中有6人获得了德国工匠领域最高专业资格证书，30余人在德企担任生产经理。

克恩-里伯斯的太仓工厂有1000人，在全球子公司中排名前列，全球销量占比25%，因此地位举足轻重，由德国总部的总裁直管。这1000人中，工人有八九百人，其中双元制毕业的员工有100余人。因为有“童子功”，企业引进新技术时，一般会优先培训双元制毕业的员工。

DAWT的学徒学习操作机器（蔡小川摄）

当我向葛敬东抛出“为何双元制能留住学徒”的疑问时，这些数据向我表明双元制所能提供的上升空间，而当我问及咸彤彤未来在企业中的成长预期时，他的培训师王逸雯则是他眼中最直观的例子。

“王老师当时的考试成绩非常高，AHK中期和毕业考试，她两次都考了99点多分，接近满分。”在操作台旁，王逸雯的毕业设计作品作为展品，展现出亿迈双元制学徒毕业时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一组切割、分拣一体的半自动机器，按下几个按钮，机器可以把铁丝切成段，放进轨道上的篮子里，切到一定数量，篮子会自动沿着轨道滑走，这组机器可以用在生产线上。

说是老师，又有工程师身份，其实王逸雯刚从培训中心毕业，是亿迈在当地招收的第二届学徒，只比咸彤彤年长一岁。她清瘦，相貌姣好，走在厂房之外，让人难以与技术工人的印象挂上钩。王逸雯谈起选择双元制的原因，“家里人在工厂工作，没觉得女性就干不了工厂的活儿。而报名之初，觉得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因为家里养猫，猫笼都是自己编的”。

图 | pixabay

由商会决定的培训标准，要求双元制培养的学徒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养，包括很重要的动手能力。不论克恩-里伯斯需要的中专生，还是王逸雯这样的大专生，双元制面对他们做选拔时，标准是一样的。

面试时，除了英语对话的考察，抽象思维能力的试题，考官可能会给考生一根铁丝和一把老虎钳，让他们按图纸编出特定的图形，或者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120道20以内的加减法，试题难度不高于小学二年级，但考验的不是数学能力，而是耐心。

双元制对学生的培养是很全面的。咸彤彤记得，他们上一年级时到培训中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厂的各个区域做采访，先介绍自己，再询问他人的工作，就此了解公司，锻炼沟通能力。即使是企业高管，不管多忙，也必须为每个学徒腾出5分钟时间进行交流。交流之后，工厂里的人不论国籍、职位高低，见面都会打招呼，询问工作情况。

学徒们也知道企业对自己的投入不少，员工的福利学徒都有，每个学徒过生日时，企业还会发给学徒贺卡和购物卡。一般培养一名双元制学徒，包括津贴、训练时的耗材等在内，企业三年的花销是9万到10万元，而亿迈齿轮这样的企业则会达到25万至30万元。

“我们平时都使用德国进口的工具，一把刀具就得上百元。”咸彤彤向我展示他们抽屉里的工具，哪怕一个小螺丝刀，都价格不菲。厂房内处处贴着黄色胶带，尤其是操作台用黄色胶带分割后，每个区域都有“工具”“资料”之类白底黑字的标签。

那是王逸雯和他们一同琢磨出来的养成6S[即Safety、Sort out、Set in order、Shine（Systematic clean）、Standardize、Sustainability，要求员工安全、稳定、有序地工作]的诀窍，咸彤彤觉得获益匪浅。“相比中学时，我现在想问题、做事，更注重条分缕析，比如在家收拾东西，也会想着6S，甚至上街看到自行车，也会思考它与自己做的机器类似的传动系统。”

DAWT项目的学徒用VR练习操控机器（蔡小川摄）

对咸彤彤这样正在上学的学徒而言，把毕业的学徒安排成培训师，是在岗位上给学徒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德企而言，他们甘愿把优秀员工用于教学，而非从事生产，则是遵循德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在亿迈齿轮，以前只有马介宏一人负责教学和运营，因为培训中心需要扩张，王逸雯毕业前三个月，企业便安排她开始做培训师的工作。在克恩-里伯斯，也有学徒毕业后做培训师的情况。

自2013年开始，太仓的民企也加入双元制，如今当地的双元制项目60%是非德企参与，其中民企约占30%。新冠疫情之前，学院里常驻一位退休的德国教师协会的老师，保证当地的双元制不走样。中德班有学院的培训师，也有企业安排的培训师，企业的培训师来学院，会请他们给所有学生做辅导。如今学院里有70多名双元制的老师，即使教授理论课，80%也都有企业背景。

民企加入双元制之后，希望得到这些项目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企业愿意像德国企业那样去重视培训师这样的岗位，于是一些民企项目办不下去。“民企不愿投入那么多，而中国的一些家族企业，有时任意安插亲戚，水平令人不服，学徒也觉得发展空间不大。”

双元制的培训师制度，形成了新型师徒关系。葛敬东向我介绍，双元制的德企都有兼职和专职的培训师，兼职培训师是学徒在三年级实习后，产线上配的“师父”，而专职培训师则是培训中心的老师，需要考取双元制培训证书。他们往往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相比生产零件，更希望传授技能。尤其从产线上转岗的专职培训师，既教学生技能，也避免从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竞争局面。

“培训师注重教学时的实操，要把自己会的倒出来。一般新来的培训师不仅要接受培训，还要边学边教。老培训师带学生做一遍，新培训师在旁边看着，之后新培训师自己再带学生做一遍，基本‘一年’出师。”

DAWT的学徒学习操作机器（蔡小川摄）

葛敬东说，为了使教学不与新技术脱节，他们每年还有企业项目的考核，要接一些车间里面的活儿。像王逸雯这样的师姐，与学徒沟通顺畅无阻，学徒面临的问题，她一清二楚。“刚进车间最不适应的就是严格的作息，觉得一天到晚没有头，我告诉他们这都正常。”

舍弗勒公司做过一份10年的统计，他们公司双元制员工的离职率在25%，而通过市场招聘的员工离职率在65%左右。培训中心出来的学生更容易对企业产生认同，双元制企业间也组成联盟，不会互相挖角。

现在双元制在太仓也开始拓展更高层次，既与当地政府合作本科的双元制，也在推广培养企业的管理人才，比如克恩-里伯斯有德国大师证的培训，培养生产主管、领班等企业一线管理人才。

“不是工作的年头长，就自然而然能做管理人员。”葛敬东对我说，“如果把工人比作军队里的士兵，把研发人员比作统帅，我们也培养政委。”

4、中流砥柱

“以前选拔人才的比例能达到1∶4，也就是说20个名额，有100个学生可以挑。大约从2015年开始，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少，后来基本就是报一个收一个了。尤其2017年那届，学生实在调皮，宣讲时家长也对我们说，‘别让孩子太累就行’。即使如此也不得不招，否则名额都满不了。”

学校与企业的交流总是随着用工的需求此消彼长。有时学校联系企业多些，有时企业有更多主动权。葛敬东看到，供需局面主要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招工难问题，他们也一样碰到。

2019年10月26日，江苏省财经服务业2020届高职毕业生秋季招聘会在江苏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与葛敬东在企业里的观感类似，周新源记得，直到本世纪初，税务、邮电、海关类的中专学校还是报考的热门，那时学生能到德企接受培训，更是受人尊敬。但2010至2015年之间，招生有明显的变化，学生升学的选择越来越多，60%的学生能考高中，高中考本科也变得容易。中专录取的分数线越来越低，中专生也希望继续升学，双元制想找到素质高的学生，变得更加困难。

在坐高铁半小时能到达上海市中心、全年GDP上千亿的太仓，企业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今在太仓投资的德企以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料领域为主，又在发展制药产业，其中50余家德企是各自领域的“隐形冠军”。

对人才的需求越发多元，韩树明曾经统计过，德国目前一共有326个工种，目前健雄学院正在对接其中的26个，经管类也开始招生。而在DAWT里，葛敬东也能很直观地看到技术的更迭，从2017年开始，培训中心陆续出现机器人、数字化系统等最前沿的设备，学生的每一次动作、成绩都能实时显示在走廊的电子设备里。

“一共只有不到30名学徒，老师肯定管得过来。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机器人设备，主要是让学生体验日后的工作环境，跟AHK考试并不相关。这些设备很可能在生产上还不完善，但就是这些最前沿、有缺陷的设备，才更应该让学徒先用。因为他们作为企业的未来，只有了解这些设备的局限，进到车间里才能不断改进设备。”

葛敬东告诉我，机器替代人工的往往是分拣类这些容易被淘汰的工作，不是双元制学校要发展的部分。随着技术不断革新，掌握先进技术的双元制学徒就显得越发重要。“大学的机械类专业里不会有弹簧专业，企业却需要这方面有顶尖的水平，企业的更新是一步步改装自己原有的机器，这些得依靠自己在一线的工人。”

但太仓本地的年轻人早早工作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机器人设备旁指导学徒的施慧对此感触良多，她是DAWT的第四批学徒，回来做培训师。她记得自己当时报考克恩-里伯斯，是由村里其他在德企打工的年轻人推荐的。那时她问初中班主任的意见，被劝说这种需要选拔的面试“竞争太大，想也不要想”。上学后她发现，班里几乎没有学生在市里有房子，只有两个学生走读。毕业时，社会上的工作底薪是每月400元，双元制学徒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

而近些年来，学徒毕业后的平均工资达到七八千元，当地已德企林立，却对当地农村孩子再无过多吸引力。学徒的家里基本有房有车，全是走读生，一些学徒的家长是公务员，或者自己也开厂，不指望孩子挣钱。但德企在太仓发展20年，有些员工家里出现两代人在企业工作的情况。施慧在她的学生里发现，“培训中心里除了兄弟俩，有的叔叔在克恩-里伯斯做工，侄子也来培训中心做学徒”。

施慧在DAWT课堂给学徒讲课（蔡小川摄）

只是年轻人的需求不一样了，高工资并不总是吸引他们。“我们以前特别听话，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有些学员更像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得哄着他们，生怕话说重了。”由于自己的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多，施慧想尽办法与学徒拉近距离，平时带着他们露营、烧烤。

而企业面对现在的中专生源普遍心智不太成熟的情况，从2017年开始，DAWT提高招生的年龄。比如在健雄学院加入中德班，在太仓中专招五年一贯制的学生，让学生到三年级再进入培训中心，“年龄大的孩子领悟得快，就教一些机器人的操作课程”。

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实力，也在不断加大投入。比如太仓中专从2017年开始，花费400多万元，连续三年请德国老师来校，培训了太仓中专的80名老师。健雄学院的做法是更多引进机器人设备，兴建机器人教学车间。

岳向阳记得当时的艰辛。以前的职业教育课程，除了文化课之外，每个专业只有三门课——专业理论、专业计算和专业制图。材料学就是一本单独的书，与中学的物理教材无异，有关材料的知识都在这本书里。但一个项目需要许多门课程的知识，一个工种就有十多门课，于是学校专门请德国专家与老师一起移植德国课程。理论课上教的参数，实训时可能会出偏差，理论和实践的老师需要课后加班加点，对接彼此的教材，他们终于把一摞摞书拆散后形成新的教材。